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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发展对中国进步有何意义?

2019/9/11 22:48:58

上海社会发展对中国进步有何意义?

两个泥瓦匠,一位愁眉苦脸,一位神采飞扬。愁苦者不知何时能结束劳作,完成教堂的四面高墙。而高兴的那位却因为有此际遇,参加建设千年王国而喜悦。透过历史的长焦距,东西方目前正处于大秩序调整期。以上海的国际影响,她的城市发展不仅关系民生,更代表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有着不平凡的历史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好就是中国强。

 

大秩序观下的上海

 

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黄河青山》中,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把中国的千年帝王朝代划分为“三个帝国”:秦、汉为第一帝国,中国完成了文化统一。隋、唐、宋为第二帝国,以科举制度为代表,中国建立上下行政管理体系。期间,元朝只是过渡。明、清为第三帝国,管理层努力尝试建立精密的社会管理模式,例如税收和预算,但没有成功。明清的中国仍然为“村落体大聚会”的社会。它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实力。后来外强入侵时,社会肌体懦弱的毛病暴露无遗。

 

用黄仁宇的历史大秩序观看待当代中国社会变化,明清遗留下来的“社会治理结构”的问题仍然艰巨。综合现代社会的新特征,交通、移民、环保等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过任何历史时期。

 

基辛格博士也抱有类似的历史大秩序观。在他的新作《世界秩序》中,基辛格指出,西方近现代400年都处于威斯特法伦国际秩序之下。近现代历史上的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为“威斯特法伦大秩序”的幕间剧。其它西方历史哲学家也持同样的看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哈斯在《外交季刊》2014年末回顾文章中指出,中东冲突的表象之里是威斯特法伦国际秩序的溃散,美国已经难以独挽颓势。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哲学家图尔明在《国际大都会》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威斯特法伦公约”前后的欧洲社会变化,并预告一个更加感性、区域性和多元文化的新世界秩序。

 

值此大秩序修正期,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即中国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以何种形式内圣外王?如果说过去的争论还只限于政治制度,最近10年的全球动荡让“社会治理”成为关注的焦点。中东、欧洲、非洲,一系列的危机凸显一个迫切的要求,在社会中观和微观层次建立更富有人性的秩序。在目前欧洲暴恐危机背景下,社会治理更超过政治制度,成为焦点。以中国和美国各自为代表的东西方,无论那个国家,只要能够提供有效的人性化社会治理的系统方法,这个国家便可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以上海所面临的复杂性,这个城市开发出来的社会治理方法将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从全球各国一般民众的眼光看过来,上海好就是中国强。在全球大秩序进入“微冲突、动平衡”的时代背景下,上海的建设者可以扮演引领的角色,为中国输出社会治理的典范。上海社会发展的意义远超过市政和民生,它会助推中国在世界秩序版图上的位置。

 

“威斯特法伦秩序”式微
 

从1618到1648年,欧洲经历了“三十年战争”,欧洲版的“战国时代”。那时,宗教统治、世俗王权、社会思想、经济结构,统统处于一片混乱和冲突之中。天主教和新教徒各自声称代表上帝,以相互杀戮求正统地位。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各个王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波西米亚、英国等尚未形成国家和领土主权的概念,并在宗教的旗帜下以掠夺邻国为政治。雇佣军之间的战争造成一些地区一半以上人口死亡。除了不同的宗教教义,社会流行各种各样的巫术。更有教士以做法蛊惑民众,控制国王。30年间,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轮流加入到相互摧毁的恶斗中,直到人疲马乏,困窘至不得不讨论和平的无奈之境。

 

威斯特法伦,德国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区,成为欧洲无奈之境的希望之地。1648年,欧洲各国聚会在那儿,通过多重合约,汇集成为“威斯特法伦和平协议”。它的重要性在于:1、从此奠定欧洲的国家主权制度。此后400年,欧洲,乃至于全球的政治秩序,其实都是在这个框架中演绎。2、在“霸权和平衡”的大秩序下,西方各国轮流做庄。3、“个人”进入社会意识,而过去只有封地王国内的臣民依附关系。4、以数学和天文学为来源的“确定性”、“理性”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在基辛格看来,威斯特法伦国际秩序维持了400年的稳定。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各种合约不过是这个西方主导的大秩序的注脚。历史学家布尔金和斯泰尔用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布雷顿体系形成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点。二战后,英美这二个卫兵换岗,大秩序不变。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更多代表的是意识形态,维护大秩序的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科学”。他们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之间的分歧只在维护大秩序的手段,而非目的。

 

进入21世纪,这个以西方国家轮流坐庄的“霸权和平衡”的大秩序正走向全面的离散和混乱局面。它有多个明显起因:金融危机,中东冲突,恐怖主义等。而潜在的低烈度社会问题,例如人口爆炸、社会老龄化、城市移民、环境污染、交通与居住方式、贫困、公共安全等,更进一步动摇了既有的秩序。后者也成为困扰全球的“时代困境”。

 

以上海为例,中国同样面临“时代困境”,甚至因为人口庞大等因素而使得这个困境更加复杂,更加具有治理的难度。也因为如此,这个全球共同的“坎儿”提供了一个影响大秩序发展的机会。与欧美相比,中国正尝试着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因为有对现有国际社会秩序的并不满意,如果中国的实践能够展现更好的选择,民心所向,人们会追随新的秩序引领者。这样的国际意愿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大战略成功的必要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的市政,或许关系到中国的外交。

 

世界期待上海的实践

 

未来30年,全球各国寻找能够应对上述“时代困境”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典型问题特征的国际大都会是全球的关注点。

 

一方面,上海可以向纽约和哥本哈根这样的城市学习,学习它们发展宜行易居的经验;另一方面,上海需要总结和推广本土成功的案例。例如,金山强丰菜场顾客自我管理,无收银员的实践。它门前的“上海信誉”铜牌比金子还宝贵。上海荣华社区居委会有能力吸引年轻的一代参与社区自我管理,成为“青年汇”。在欧洲面临移民和年轻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危机背景下,荣华居委会的经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普陀区东新村四期等拆迁改造过程中引入社会治理的创新设计。他们先让市场咨询评估机构提出自己的评估方案,然后请居民投票选择评估公司。他们还为每个家庭计算分配拆迁后的利益提供公平的方法。用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公平和第二兼顾的原则来看,普陀区的拆迁方法体现着正义和公平原则在社会治理微观层次的实践。当我们把这些实践点点滴滴串联起来后,一个社会有效治理的系统就自然成型。当上海成为国际模仿对象时,中国必然强盛。

 

世界历史表明,比军事更有持久影响的是经济,左右经济成败的是思想,分辨思想高低在于它与制度的关系,制度能否长久就要看它能否主导历史大秩序。有机会参与,那是一个怎样的缘分啊。